其实在党内法规与国家正式法律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关于党内治理秩序与国家治理秩序之间关系的问题。
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
如果我们放弃对法律教义的执着，就会发现，在一种功能主义的意义上，亲属法和公司法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很多时候可以相互进行功能替代。而中国是无法之地，等待被西方的法律灌溉。但络德睦的主要分析对象是美国的法治输出战略，是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3]，这种战略并不把东方作为客体，而是试图把它建构为一种新的主体，作为美国追随者的主体。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而不是村民个人。一是这里的智能人其实有其真实的历史原型，这就是被西方文明世界殖民的新大陆和东方。
梁漱溟先生 在1953 年9 月11 日的政协扩大会议上说道：各位亦许知道我作乡村建设运动，此即不单是政治改造，而认为经济政治分不开。由于现代性起源于西方，西方各国基本上都是按照本国社会、经济、人口、观念的变迁节奏来调整法律制度，自生自发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节奏和顺序的描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四万万人齐下泪，也就是谭嗣同的想象。
四、作为国人 自秦汉以后，在统一的农耕中国这个大共同体内，各地民众，虽不是近现代法律上的公民，只是国人，但如果较真，可以说还是大致享有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与现代公民权相似的基本权益。甚至也包括一些奴隶，但这些人往往是罗马公民同女奴生育的后代。君，会同人民和疆域，已是国家三大要素。我会涉猎古代思想家的一些言辞，但我懂得言辞有别于社会实践。
但他们的极少数子弟，因国家政治治理的需求和制度设计，也因家庭和村落为他们提供的文化教育，在经历了国家选拔制度的考察测试，最终参与了国家的政治治理，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能动的大共同体成员，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成员。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人性，用霍姆斯的话来说即便一只狗也能区分，自己被人踢了一脚，还是它把人绊了一下。
评判、议论和感慨其实很容易，但靠谱不容易，只有当有现实可能的替代时，评判、议论和感慨才有意义。一些学人主张补课，需要培养公民意识。尽管公民身份至今一直由一国的国内法为依据，但从发生学的社会结构看，从人的认知上看，公民概念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人员流动的国际社会。春秋时代许多文献中都有这类讨论，究竟该犯而不校、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最后被普遍接受的是后者。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自称曾在扬州任官，尽管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议。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措施的实际效果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由于减少了利益分配中的内耗和扯皮，从理论上看每个人也都能从中有所获利。
有大量证据支持了上述这一点。但为什么，在如此长期广泛的政治实践中，就是一直没有公民？在发生学上，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诸如爵位这种符号利益，对于整个家庭或家族很重要，但因为无法分割，因此会基于长幼有序的原则由长子继承。传统政治文化教育也会令其中至少部分读书人，无论身在庙堂还是江湖，多少还是分享了一种自觉。
公民在当时仅指成年男性，因其世代生活于此，自然成为该城邦的法定成员，这一资格规定了，依据其所在城邦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他与城邦的关系，主要是要效忠，参与城邦事务，甚至要准备为保卫城邦而牺牲。更重要的是和平年代政治精英的全国性选拔和政治参与，先后采取的选举、察举和科举制度。对于农耕中国的普通人来说，真有意义的区分是熟人（扩展一点则会包括同乡或朋友）与外人，好人与坏人，危险的人或安全的人，可以放心的人与应提防的人等，不会是公民与非公民。女性、儿童和奴隶（包括战俘或自愿卖身为奴者）也统统排除在公民之外，这些人都只是公民的财产。古希腊的城邦，即便再小，也是古希腊文明中的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只是无法套用公民概念来讨论或谈论中国的历史实践。
因此首先是区隔，下一节简单讨论西方公民概念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孔子的心也许是哇凉哇凉的。
其实这与权利或义务意识基本无关。1930年代后，尤其是到196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与公民概念相伴开始强调由政府提供一些基本的福利。
从社会层面看，即便一家几个男孩都学而优则仕，也是美谈，但这客观上会挤压他人或其他地方的人的参政机会，不利于大国精英政治中必须兼顾的地方代表因素。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更因资本主义带来了国家经济政治实力增长，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增强，18-19世纪起，一些欧洲思想家、政治家对国家、公民以及两者关系开始有了一些新想象。
由于商贸，各城邦人员就互有交往。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我会更注意借助历史上一些公认的事实，也借助一些相关但注定不完全的记录，来展示农耕中国的普通人——作为国人以及作为村民——的负担和获益。既然是没有，这个没有甚至没法为自己辩护。
但这些分析讨论，对理解公民概念的发生有一定学术意味，有助于不上大词新词外来词的当，却缺乏实践意义。但在欧洲人到达并建立殖民地之前，非洲、澳洲以及南、北美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公民从来就是个地方性概念，地方性知识，即便今天为许多公法学人视为理所当然，视为公理。
今天的中国人还常常用伴随近代个人主义话语的权利义务来描述雅典公民参与城邦政治，很不恰当，这就如同不能说一个人顾家是在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一样。因此，催生公民概念或公民身份的不全只是某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事。
韦伯曾指出，近代之前，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都不曾有过公民（citizenship）。这很有理论意义，也很有实用主义的制度启示。
但这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特点可以给出统一的政治正确的道德评判，因为没有人能在历史社会语境之外找到一个绝对坚实的立场。希腊之后，在西方社会，公民概念经历了重大变化。渴望找到明主和知己的精英也更关心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就不在意招聘者的身份。甚至这个词组听起来就不伦不类。
但在中国，即便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只要不是装睡，都能明白这话的意思。这导致在一个城邦内，与中国村落不同，就本城邦的公民身旁，也总会有些长住此地但并非出生本地并因此在政治上不忠于该城邦的人，他们是外邦（国）人。
又如，隋唐后历代王朝的政治精英选拔一直是关注和考察个体，但在许多——如果不是一切——普通农耕家庭中，在许多村落共同体中，精英人才的选拔培养往往是家庭本位甚至家族本位的。或许因此，那些总能积极参与城邦事务的人，也就可以说有点美德了。
之一是，历史中国的村庄/家族从没实践过民主制，在古希腊至少在某些城邦实行过民主制。最突出的例子是，隋唐不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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